会馆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

会馆

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会馆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会馆几乎遍及通都大邑，府、州、县城甚至某些乡镇也有设置，仅北京的各种会馆即有四百余所。玉箸钱文类型明清时期的会馆大体可分为三种：①北京的大多数会馆，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故又称为“试馆”。②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③四川的大多数会馆，是入清以后由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迁来的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

创建和性质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其创建主要有由仕商购地建房捐给同乡会馆；和由同乡领袖发起，同籍人士募捐兴建，其中包括由商人发起，仕商合资兴建的会馆。这一时期的北京会馆，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只为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同乡提供居停、聚会的方便。虽然已出现由商人出资兴建会馆的现象，但绝大多数会馆仍然是在京仕宦、缙绅、士子等同乡的居停之所，即使商人使用会馆，也仅限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乡商人，而绝少同行业的商人，因此，早期会馆只是一种同乡组织，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和商业都市的逐渐发展，特别是苏州、汉口、芜湖、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后期的工商业会馆还可能同中国古代的纲运制度有着渊源关系，如福州的汀州会馆，原来是长汀、上杭二县经营纸靛的商人所组织的“纸靛纲”，后由“纸靛纲”扩充为“四县纲”，再进而为汀州会馆。明代后期，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由于中国的工商帮会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延伸，且始终没有离开过农村这个基地。因此，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即使到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此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

作用明清时期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如许多会馆条规都有资金互助、救死扶伤、赈济贫困的条文；同乡同业者通过会馆的力量来抵抗地棍奸牙们的勒索，也取得一些成效；江西南部的一些闽广籍佃农，还利用会馆组织，霸田抗租。但由于会馆与乡土观念的牢固结合，其主要作用仍在于维护地方利益，这就造成各地工商行帮会馆之间壁垒森严、各自分割市场、垄断技术，从而阻碍了国内市场的集中扩大和生产技术的流通提高，使工商业者相当多的资金浪费在乡族关系方面，难以积累起来大量资本。同时，会馆与封建势力的结合也相当显著，会馆的董事，往往推举有名望的缙绅承担，以求得到他们的庇护，以此巩固各自工商业团体的地位和利益，加强对会馆内部的控制。这些都不利于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海禁

明政府禁阻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亦称“洋禁”。始于明初，有明一代虽时张时弛，但直至明末，未曾撤销。

海禁的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对外贸易上，除为“怀柔远人”，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洪武年间(～)屡申“通番禁令”，规定“滨海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颁布“将入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等严刑峻法。又在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地区修筑海防工事，建立严密的“巡检”制度。永乐以后，明廷仍屡申“严私通番国之禁”。但远不如洪武年间严厉，禁令的范围也逐渐缩小。永乐年间(～)对朝贡贸易的违禁事件，成化年间(～)对官吏私通番国的贸易事件，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正德、嘉靖年间(～)，西方殖民主义者渐次到东方寻找殖民地。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晾晒水渍货物为由，强借澳门。他们盘踞澳门，不服“抽分”，贩卖奴隶，危害明朝主权，并转向福建、浙江沿海从事违法的贸易活动。当时从事海上贸易者获利甚巨，故官僚地主多与商人相勾结，凭恃权势和厚资，串通官府，逃避禁令，招诱破产贫民出海。或违禁。私造双桅大舡下海，有的则“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有的舶主更“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既是走私商，又是海盗。有些豪门世家、奸商舶主，利欲熏心，不仅与葡萄牙殖民者进行非法贸易，而且勾结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掳掠杀害中国人民，构成了有明一代的“倭寇之患”。嘉靖元年，给事中夏言认为倭寇起于市舶(即贡舶)，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禁止下海捕鱼捞虾，断绝海上交通。凡违禁者，必依法处以极刑。

危害明廷严厉的海禁政策，并不能阻遏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相反，参加对外贸易的人越来越多，朝廷无法禁绝。正如徐光启所说：“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趋势。同时，正德、嘉靖年间海禁政策与洪武年间有所不同，洪武年间尚进行有限制的贡舶贸易，而正德，嘉靖年间所有的对外贸易都被禁止。这实际是闭关主义的表现形式，它阻碍了中国与邻近国家的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故广东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主张开放海禁。隆庆初，旧日的海禁政策已经不可能维持下去，而东南沿海的倭患又已大体平息，朝廷在舆论影响下，才批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三洋”，以征收商税，增加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