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响一声天地震，

象若心头为人揪。

王华供职京师时，携11岁的王阳明同往。年少轻狂的阳明又迷上行兵打仗，一心想着驰骋江山，建功立业，经常遭到王华的严厉斥责。弘治三年（1490），竹轩公去世，王华回乡守孝，又命从弟王冕、王阶及妹婿一起为王阳明讲析经义，规劝阳明好好准备科举，将来出仕从政，才可能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王华的多番教诲，逐步磨平儿子身上的狂妄与叛逆。

在后来险象环生的宦海生涯中，每到关键时刻，王阳明也总离不开父亲睿智的激励与启导。当他得罪刘瑾遭贬贵州龙场时，曾犹豫是否赴任，正是父亲劝他坚定信念走上这条荒远的放逐之路，才有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当他起兵与叛乱的宁王朱宸濠斗争时，实力悬殊，形势危急，有人劝在绍兴养老的王华离城避难，王华却笃定地说：“吾儿能弃家杀贼，吾乃独先去以为民望乎？祖宗德泽在天下，必不使残贼覆乱宗国，行见其败也。”他坚信胜利站在正义的一边，愿与儿子同生死，共进退，强大的精神后盾促成了王阳明一生最大的功业。平乱成功后，王阳明被赐封新建伯，族中乡里，人人庆贺。这个时候，王华又告诫儿子：“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荣，复以为惧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于牗下，孰与犯盈满之戒，覆成功而毁令名者邪？”就是劝王阳明，当人人都来恭贺你的时候不能沾沾自喜，要懂得祸福相依、知止戒骄之道。王华弥留之际，朝廷封赠祖先的诰命刚好到了家门口，他还强打起精神告诫子弟：“虽仓遽，乌可以废礼？”敦促阳明赶紧依照礼仪去迎接使臣，自己苦撑到仪礼结束，才瞑目而逝。

作为家中长子，王阳明有三个弟弟，名为守俭、守文、守章；还有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名守义、守智；叔父之子名守礼、守信、守恭。从这些名字可看出王氏家族期望以儒学名世。王阳明就是在这一儒士门风中成长的，原生家庭的亲情体验使他后来对“孝”更有一番深刻的领会。他曾经痴迷于禅、仙之道，在家乡附近的阳明洞中“行导引术”，“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正是对祖母、父亲的一念孝思，促使他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终身以儒家立场自居。

忠烈气节、豪逸洒落、事亲尽孝、处世至诚，是余姚王氏几代先人遗传下来的精神基因，也就是他所说的“积德累仁”。王阳明的家教观、实践与成效

继踵父辈的荣光，王家在王阳明手里又再创造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尤其是于正德十六年（1521）他五十岁这一年，获封“新建伯”，可谓空前辉煌。但面对封爵赐禄，府邸田产，王阳明却有难言之隐。他长期在外任职，戎马倥偬，多年来膝下无子，自身体弱多病，家族中更有不少品行顽劣的成员，如何维系偌大的门第家声？自始至终是他所忧思的现实问题。

阳明深信：“古人所有教其子者，不外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杨琠庭训录序》）故此，他能做到的就是言传身教，居家躬行慈孝，外任则通过书信反复督导、训诫子弟以追求圣贤之学为首务，勤勉读书，磨砺人格，在日用伦常中去“致良知”。他颇倚重族叔克彰太叔，多番致信嘱咐他严管家众，晚年离开家乡南征广西时，更把家事托付给学生魏廷豹。关于子嗣问题，则在他44岁时将堂弟王守信的第五个儿子王正宪过继到自己名下，由王畿、钱德洪这两位忠心耿耿的高足来担任家庭教师。嘉靖五年（1526），归乡调养五年多的阳明终于喜得贵子，取名正聪（后改名正亿），那一年他已经55岁了。

在给亲族子弟的书信里，王阳明有诚挚的关切、严肃的教诲，也有深重的忧虑，还常常带着自责，都凝聚着他家庭教育的一番思考，基本都是围绕“良知”来指导家人加强道德修养，视家人为同道，热切地盼望他们能继承家学，以家庭为基点，加入到“良知”的信仰共同体中。可以说，他的家教观是他“致良知”学说在家庭伦理教育上的运用。他在家书中告诫儿子：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汝于此处，宜加猛省。”（《寄正宪男手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