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法治思想既以“法”、“术”、“势”相互结合为特征，他就不能不对“法”、“术”、“势”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的界定与说明。他对“法”的界定已见于前，下面再看他对“术”的论述：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难三》）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定法》）

在韩非看来，所谓“术”就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一种政治艺术。这种术有两个特点：一是它是“潜御群臣者”，因而它如韩非自己所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即它是隐蔽的、秘密的，令人不可捉摸的；一是它是君主独操的：“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难三》）也因此，韩非的“术”论，实际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艺术或领导艺术，如韩非在《主道》、《扬权》、《二柄》、《安危》、《功名》、《内储说上七术》、《难二》、《定法》、《诡使》、《八说》、《八经》诸篇中反复讲到的“形名参同”、“众端参观”等通过检验名实是否相符以考察臣下言行是否一致及功过赏罚的施行，就属于今天仍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或正价值的内容；至于如《内储说上七术》篇中的“挟智而问”、“倒言反事”、“众端参观”、“疑诏诡使”以及《八说》篇中的“听无门户”，《难三》和《八经》篇中的“奖励告奸”之术，乃至于为了除奸而使用行刺暗杀、爵禄引诱等手段，轻则可称政治阴谋与权术，重则可名之为肮脏与卑污。

“势”，被韩非称为“胜众之资也”（《八经》），但韩非所谓“势”实际也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自然之势”，二是“人为之势”或政治权势，如他在《功名》篇中说的“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难势》篇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这是指一般自然的条件与形势，即“自然之势”；而在政治上如果谁掌握政权，就可以推行法令，驾驭群臣，韩非反复讲“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桀为天子，能制天下”（《功名》），就是强调政治权势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韩非阐述了自己的“势”治理论，《喻老》篇说：“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外储说右下》说：“以田连、成窍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与其臣共势以成功乎？”权势不仅不能借人，连共同使用也不行。君主只能“抱法处势”、“设势”、“用势”，在“法”、“术”、“势”的结合中治理国家。

当然，韩非的这一套法治理论也不完全是他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他之前的商鞅的严刑峻法思想，申不害的“术”治观念，慎到的“势”治学说都有批判地继承。他肯定了商鞅的“刑重而必”、“法不阿贵”、“任法不任智”、“修耕战”及“告奸连坐之法”，但却批评他“无术于上”，在“术治”方面的不足。他认为申不害虽懂得使韩昭王用术，但却“未尽于法也”，致使韩国有“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定法》）。至于慎到则仅仅言及“势”而没有涉及“法”和“术”。韩非清醒地认识到了商、申、慎三人理论的长短利弊，故而他能取长补短，形成了自己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思想体系。

不仅如此，韩非对先秦其他诸子学派，也是采取了一种客观评价和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外储说左上》说：“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季（良）、惠（施）、宋（钘）、墨（翟）皆画策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故魏（牟）、长（卢子）、瞻（何）、陈（骈）、庄（周）皆鬼魅也；行有拂难坚确非功也，故务（光）、卞（随）、鲍（焦）、介（之推）、田仲皆坚瓠也。”对先秦各家都有所批评。《五蠹》篇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并将“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斥责为“五蠹”。但韩非对儒、道、墨、名诸家又实际都有吸收。对于道家，韩非的《喻老》、《解老》篇既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解说《老子》的文献，而在《扬权》、《主道》等篇中，韩非又对老子创始的道家学说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所谓“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扬权》）、“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主道》）等等，这些明显是对老子学说的继承。对名家学说，韩非嘲笑兒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虽可服齐稷下学者，但“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外储说左上》）；而对其参验形名的名实论则加以吸收，并形成了其“术”论中的基本内容。对于墨家，虽然韩非也斥之为“愚诬之学”，反对其“兼爱”、“非攻”之说，而对其“尚同”、“非乐”、“非命”、“非儒”思想则有所吸收，韩非专制独裁、功利实用的主张也深受墨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外储说左上》篇中韩非借田鸠之口称赞“墨子之学”的“其言多不辨”，又借惠施之口称赞墨子为鸢不如车輗之巧之说乃“大巧”。这就说明韩非对某一学说的态度并不是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