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谈判开始后，日方先声夺人，步步紧逼。光绪皇帝则反对割让台湾，鼓励大家发奋图强。尽管光绪爱国心切，但一个傀儡皇帝怎能扭转大局？同年三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其中包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面对此卖国条约，后党官僚孙毓汶竟大摇大摆地直上宫殿，大言不惭地要求光绪皇帝签字。光绪皇帝心如刀绞，暗下决心，再不当傀儡皇帝了，再也不做亡国之君了。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都察院门前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成群的北京居民涌向这里。原来，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多人，联名写了一封万言书，要求都察院转呈皇帝。

在这封万言书里，举人们强烈地要求惩办卖国贼和临阵脱逃的将领，表示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并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其中，有一个人正站在门前的石台上，慷慨陈词，痛切地指出国家面临的危局，深入浅出地讲述变法图存的必要性。这个人便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年仅三十六岁的康有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青少年时期，康有为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他的祖父康赞修讲程、朱之学，是他最早的教师。康有为从十九岁起到广州有名的理学大师朱次琦那里学了三年。受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鄙弃了汉学家在故书堆里进行烦琐考据的风气，开始独立地思考问题。

二十二岁时，康有为离开朱次琦，一个人来到风景秀丽的西樵山白云洞。在这里，康有为雄心勃勃，一面领略秀丽景色，一面潜心研习学问。

一日，翰林院编修张鼎华来游西樵山，路遇出来游玩的康有为，两人顺路游山，边走边谈。张鼎华讲述了当时京城内外的奇情异事，康有为感到茅塞顿开，相见恨晚，也乘机请教了不少问题。

受张鼎华的影响，康有为读了不少经世致用之书，有感于外患不已、国事衰退和朝政的腐败，产生了“经营天下”的抱负。

光绪五年，康有为第一次来到香港，他深被香港建筑的华丽，道路的整洁，制度的严密所慑服。三年后，他入京投考，再次经过香港，并到达上海。此时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远胜封建制度，从此康有为大购西书，努力钻研，从声光化电到史志游记，无不涉猎，逐渐形成了一套变法思想。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决定利用去北京参加乡试的机会，写一封上皇帝书，痛陈列强对中国环窥伺机的险境，要求皇帝引咎罪己，励精图治。一个布衣秀才竟敢横议朝政，而且言辞又这样激烈，自然不会有人理会，所以不但这封上书没有送到皇帝手中，康有为还被人斥为“狂生”。

上书无路，参政无门，无奈之下，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了“万木草堂”，一面研讨维新理学，一面课业授徒，培养变法维新的人才。他的主张吸引了不少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晚清思想界的泰斗梁启超就是在这时向他拜师求学的。从此，师徒二人依依相随，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在万木草堂里，康有为写了两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他把被封建顽固派视为通灵宝玉的传统儒学一律斥之为“伪经”，又编造了一套孔子托古改制的理论，把自己的变法思想和孔子学说联系起来。

康有为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是想利用孔子这个招牌，来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这两部书，一破一立，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又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时传来了清政府要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这个丧权辱国的噩耗深深地震动了他。激于爱国义愤，他联合了一千三百余名应试的举人，一起请愿，并由他起草了一万八千言的上皇帝书，递到都察院。

举人们的上书又一次被顽固势力拒绝，并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里。但这次行动却冲破了历来对于群众集会、士人干政的禁令，对一潭死水般的封建专制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上书的内容被广泛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康有为和梁启超通过这次上书活动，逐步团结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形成了资产阶级第一个政治派别——维新派。他们发动了一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政治改革为内容的维新变法运动。历史的种种机遇，使维新派与帝党集团结合起来，并紧紧依靠帝党集团，共同推动了这场变法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