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我育我，怀德难忘。

怀德难忘，于万斯年。

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郑贵妃

明神宗朱翊钧十岁时即位，在明代帝王中在位最久，长达年。神宗岁时，生长子朱常洛，其母是妃子王氏。神宗岁时，所宠爱的妃子郑氏生皇子朱常洵，神宗进郑氏为贵妃。当时，皇后余姚人王氏没有子嗣，立长子朱常洛还是立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就成了朝廷和宫中争论的中心。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一直困扰着神宗万历年间的后宫和朝政。这就是万历年间驰名历史的国本之争。这场国本之争牵连甚广，后宫后妃美人和朝野百官无不置身其间。围绕着所谓的皇储国本，阴谋在四处潜伏着，势力一次次地重新分化组合。明代的门户之祸从这时兴起，并日渐泛滥成灾。这场国本之争的中心是神宗的爱妃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其高峰和热点便是所谓的《忧危竑议》案。

郑氏是大兴人。最初，郑氏不过是一位宫女，在万历初年时进入后宫当差。郑氏风华美艳，被神宗看上并临幸以后，封为贵妃。万历十四年，郑氏生皇三子朱常洵，进封皇贵妃。朱常洵降生的第二个月，国本之争便告开始。当时，神宗宠爱郑贵妃，而冷遇皇长子的母亲王妃。朝臣尊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祖传原则，主张立皇长子朱常洛。但神宗宠爱郑贵妃，一直避谈太子之事。长子已经五岁，却没有一丝册立的意思，郑贵妃的儿子出世，神宗爱幸有加，朝臣们便不得不犯嘀咕：皇上是不是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郑贵妃是不是依恃着皇上的宠爱谋划着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辅臣申时行会同群臣进言，请求皇上早立长子为太子，以慰众望。申时行的奏疏中说：“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自元子诞生，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申时行接着举出前朝早立太子的先例，说英宗是两岁立太子，孝宗是六岁，武宗才一岁，成宪具在，没有什么可以再推脱的；长子已经五岁，宜于在春月吉旦，敕下礼部，早建储位。神宗不愿意立长子为太子，但又不好直接拒绝，于是批复敷衍，“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

朝臣当然不肯轻易放过，知道皇上敷衍，是为了废长立幼。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上书一针见血，“贵妃虽贤，所生为次子，而恭妃诞育元子，主鬯承祧，顾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进恭妃，次及贵妃”。这不是公然给皇上难堪？神宗如何能接纳所奏，除了大怒，如何下得了台！神宗一怒之下，贬谪姜应辚为广昌典史，沈也调出京师。神宗余怒未消，晓谕阁臣说：“降处非为册封，恶彼疑朕废长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储，自有成宪，朕岂敢以私意坏公论耶！”神宗说得冠冕堂皇，以为能糊弄过去，岂料在场的刑部主事孙如法当即反驳说，恭妃生下长子，五年没有进封之典，而贵妃郑氏生下皇子，马上进封皇贵妃，“贵妃能得之于皇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不能无疑也！”神宗闻言又是大怒，当即贬谪孙如法为潮阳典史，离开京师。御史孙维城、杨绍程也尽忠进谏，结果一同夺俸。

礼部侍部沈鲤则进奏温和一些，他请求在晋封郑妃的同时，宜并封恭妃王氏。神宗不置可否，只是批硃说，待元子册立时再一并进封。显然，沈鲤懂得火候，进言恰如其分，所以，沈鲤既没被夺俸，也没被贬职。正当朝廷百官和神宗因立储一事相持不下、势同水火时，皇贵妃郑氏的父亲郑承宪却又横生枝叶，引火上身。郑承宪援引宫永年伯王讳的旧例，为其父奏请典。朝臣们正在怀疑神宗以私坏公，偏袒郑贵妃，郑承宪这时奏请典显然不合时宜。礼部毫不客气地驳回奏疏。神宗刚刚宣称自己决不会以私意坏公论，这时当然不宜又为这事与百官对抗，但又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神宗下旨，给予郑承宪坟价五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