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孙子说：大凡用兵打仗的方法，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征集民众、组织军队，然后出征。出征时遇到沼泽连绵的“圮地”，不可驻扎；在多国交界四通八达的“衢地”上应结交邻国；遇到“绝地”不要停留；遇上“围地”要巧设奇谋尽快离开；陷入“死地”要殊死战斗。有的道路不要通行；有的敌军不能攻打；有的城邑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能争夺；国君的命令有的不要执行。所以，将帅如果能够精通以上九种机变的利弊，就是懂得用兵了；将帅如果不能精通九种机变的利弊，那么，即使熟悉地形，也不能够得到地利。指挥军队而不知道九种机变的方法，那么，即便知道“五利”，也是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的。

所以，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同时兼顾利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大事便可顺利进行；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祸患就能预先排除。

所以，要使别的诸侯国屈服，就要用他们害怕的事情去威胁他们；要使各国诸侯听从我们的驱使，就要用各种事物去烦扰他们；要使各国诸侯被动奔走，就要用小利去引诱他们。

所以，用兵的法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袭击我们，而要依靠自己所做的充分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拥有的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

所以，将帅有五种危险：只知道死拼蛮干，就可能被敌人诱杀；一味贪生怕死，就可能被俘虏；急躁易怒，就可能中敌人凌辱的奸计；过分重视名誉，就可能陷入敌人污辱的圈套；不分情况讲究仁爱部属，就可能导致烦劳而不得安宁。以上五点，都是将帅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难。军队遭到覆灭，将帅被敌擒杀，都是由于这五种危险引起的，不可不予以充分的重视啊！

本篇论述将帅指挥作战应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不要由于因循守旧而招致失败，此外，还就战争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对将帅提出了要求。孙武强调，将帅处置问题时必须做到：第一，考虑问题要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要想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到有利的因素。第二，要根据不同的竞争目标，采取不同的竞争手段。第三，自己要立足在充分准备，使敌人不可攻破的基础上，不能心存侥幸。第四，要克服偏激的性情，全面、慎重、冷静地考虑问题。只有做到以上这些，方能“得地之利”“得人之用”。孙武认为，将帅要从实际出发来处置问题才能战胜敌人，所以对于国君违背实际情况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对此他大胆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名言。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公元前者54年，吴、楚七国叛乱，汉景帝派周亚夫率兵平叛。周亚夫行军至霸上，准备经崤山、渑池至洛阳。但是他的下属赵涉提醒他说，吴王知道将军的动向，必定会在崤、渑之间设置伏兵阻止军队前进。他建议周亚夫放弃原路线，改走经蓝田出武关至洛阳的路线，这样虽比走原路线会多用一两天时间，但却可以悄无声息地安然抵达洛阳，控制军械库。周亚夫听从了这一建议，改变了原来的行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至洛阳，并派兵抢先占领了荥阳要地，控制了武库和粮仓。

如果周亚夫按原定路线进军，经崤山、渑池至洛阳，必定遭受敌人伏击，从而影响大军行动计划。周亚夫听从赵涉建议“涂有所不由”，最终安然抵达洛阳。